觀點:校企合作須有“就業準入制度”保駕護航

時間:2012/1/17 9:21:00

  職業教育具有高度的開放性、實踐性、社會性,是與區域經濟發展和科技、社會進步聯系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型,提高職業教育的育人質量必須走校企合作、工學結合之路,各地各職業院校也都在各自的辦學實踐中進行了積極的嘗試探索。然而,從近幾年的運行情況看,合作效果卻并不理想,推行過程也并不順利,普遍存在著學校熱、企業冷的現象,很多學校的校企合作甚至難以為繼和徒有虛名。

  為此,一些專家學者強烈呼吁國家出臺促進校企合作的專門條例,通過立法來強化企業的校企合作責任,以期將企業對職業教育的支持落到實處。對此,筆者并不否認立法促進的強制作用,從理論上講,此舉甚至不失為符合中國國情的便捷之策。然而,要是從實際效果來看,縱使出臺再多的法律法規,如果不能嚴格執行,也未必能夠立竿見影,更不可能標本兼治。

  回溯國內校企合作的發展歷程,自2003年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曾先后多次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關于職業院校試行工學結合、半工半讀的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見》等,大力提倡和鼓勵職業院校加強與行業企業的合作。近幾年召開的歷次職教工作會議和領導講話,也多次闡述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發展的戰略引擎。

  不難理解,校企合作對于職教發展的重要性、必要性、緊迫性早已被闡述得非常精辟透徹,十分直白明了,推行校企合作、工學結合也早已不是泛泛的提倡,而是明確的法律義務。然而,如今不少的校企合作何以會逐步淪為形式和無奈?關鍵在于有法不依,根子在于執法不嚴。 

    以就業準入制度為例,雖然因為現代工業發展歷程的差異,我們沒有西方國家提得那么早、那么細,但推進的速度卻并不算慢,覆蓋范圍也越來越大。自1994年《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要“實行學歷文憑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之后,到2005年年底,我國已有8個大類職業、66個種類、413個小類、1915個細類(職業)納入職業資格證書制度范圍之內。

  然而,這幾年由無證電焊工不當操作引發大火、由無證行醫致人死命、由未經培訓直接上崗導致自己或他人喪命之類的負面新聞卻常有報道,它從一個側面暴露了我國就業準入制度在執行層面形同虛設,而這正是校企合作難于全面實施和有效推廣的根源所在。

  按照就業準入制度的設計思路,公民要想取得就業資格,就必須要接受相應的職業技術教育,否則就不能被用人單位錄用。然而,在我國目前的社會中,企業老板可以隨時隨地招聘員工,不僅廉價、快捷,甚至可以不計較年齡、不考慮職業基礎,在這樣的形勢下,企業自然沒有任何興趣和熱情,多此一舉地花錢、費力去嘗試校企合作。而且,從實際合作結果看,很多企業“冠名班”學生屢屢爽約,也極大地挫傷了合作企業的積極性,最終導致企業逐漸心灰意冷。

  與就業準入制度背道而馳的是,我國用人單位目前仍然普遍執行著陳舊的“學歷準入制度”,學歷要求在就業招聘中所占的條件比重偏大,有的甚至是一票否決,絕大部分用人單位只看學歷不重技能,甚至提出非“985”、“211”學校不取的極端做法。而在澳大利亞和德國等發達國家,就業準入制度則被視作至高無尚的“高壓線”在嚴格執行,對于公民來說,即使你讀到了本科、碩士、博士,如果不經過職業院?;驒C構的職業培訓,也無法找到接收單位,得不到就業機會。這一舉措從源頭上扼制了就業準入制度被“架空”。正因如此,才有了名聞遐邇的德國制造,才有了令人羨慕的澳大利亞職業無歧視,才有了被視為全球職教法寶的TAFE模式和學徒制(雙元制)模式。 

    國外成功的經驗完全值得我們借鑒,能帶給我們很多有益的啟迪。當前,我們亟須要做的,是從嚴格執行層面將就業準入制度落到實處,從體制上保證職業教育優先發展,保證基于職業資格的人才使用規范有序。唯有如此,校企合作才有希望,職業教育才有出路,中國的經濟騰飛與教育發展才能步入良性循環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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